这些年，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家门口的河水清亮起来

并且，《办法》属于规章，其在效力上要低于《公开条例》等上位法。

然而，目前我国在所有权的研究理论上，一直存在这种偏差，即将本属于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所有权主张，等同于规范性所有权概念并由此作为其立论的基础来对我国土地权制度进行论证，这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同样，在没有例外的文本规定下，土地理应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组成部分而被宪法承认为私人所有。

但正如自由市场理论的无数假设一样，我们并没有在现实中寻求到任何支撑这一幻想的经验事实，而现实的市场经济告诉我们的仅仅有：市场机制对提供公共用品的无力、负外部性的增加。综上，我认为绝对性并不是所有权的一个本质属性，至少不是规范性所有权概念的应有之义，而仅仅存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构建的政治性所有权概念中，而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并非是不证自明，所以我无法认同秦晖等学者对于我国地权问题的论述：土地权利要么‘官有，要么‘民有，没有第三种可能。随着我国土地问题的日趋激烈与复杂，这一条文开始被许多学者所诟病，认为未经征收就将原本属于私人所有的土地规定为公有缺乏正当性，亦造成了我国当前地权方面的诸多问题，诸如土地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等等。五、我国地权正义何以证成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用来表达正义的公式并不能告诉我们何谓正义。这种收益就是所谓的地租，而资产阶级的努力表面上看是打破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归属关系，而实质上不过是将君主的地租予以消灭。

1975年宪法并没有关于土地所有权归属的条文，其中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4.外部性(externality)为零。所谓漂浮，其基本意涵是研究者使用的理论框架与中国宪法问题不相关，因此飘在空中。

关于主权的学术理解，往往是围绕着主权的绝对与相对、主权的最高性与从属性、主权的整体性与构成性等问题展开的。其本身也要遵循解释→问题→对策的学术逻辑。在这种翻译导向的研究模式中，应当承认的是，已故的邓正来先生对哈耶克作品的翻译和后续研究堪称甚为稀少且值得效仿的典范。从目前的情况看，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是创生导向的研究模式的主流。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中国宪法研究的几种主要模式自身已经做出了相应坦白。究其原因，公法研究在概念生产和使用上的诸多问题乃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基本概念和核心主题欠缺锤炼，就意味着中国宪法研究学术根基不牢固，而立身于沙塔之上的中国宪法研究除了漂浮或游移还能怎样？漂浮的表现之四是研究者没能形成逻辑完备的学术研究链条。由此，漂浮的研究者能够用以示人的大都不是创生性的思想或理论，而更多的是变幻无穷的虚拟实践创意。前者主要是由英国实践的，后者更多的是由美国提供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念，在那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

如果缺少了这一平台，学术研究就可能堕落为知识的游戏，就会出现如蔡枢衡先生早在1947年就曾发出感喟的局面，即今日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扩展问题域是培育中国宪法研究问题意识的学术工厂，是中国宪法研究各种流派得以产生与交锋的学术舞台，是衡量中国宪法研究成熟程度的学术标尺。（王人博等：《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也就是说，理解或确定宪法概念的内涵至少可有两个视角，即政治和法律。（黄文艺：《公法研究中的概念清理和重整》，《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6页）就属于公法研究的的中国宪法研究来说，试图追求用某个单一概念作为宪法学基础概念的学术目标是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学术努力虽说很是悲壮，但注定劳而无功，而比较保守和可靠的办法还是以实证的方式使用宪法学的相关概念。

漂浮的表现之二是研究者对生活的忽视甚至忘却。虽然代表相应模式的宪法学者都在表白与捍卫着自身的真理性和正当性，但以实际的研究成果作为衡量与评价的对象，结论并不那样乐观。

走出中国宪法研究的漂浮，步入中国宪法研究的凝淀，中国宪法理论体系建设应是总体目标或目标导引，但研究者需要经由对四种具体漂浮之弊的纠正才能真正地迈出奔向目标的坚实步伐。如此看来，尽管是对策研究，也需要在整体上遵循基本与内生问题域←→扩展问题域←→实践问题域的学术逻辑，否则，关于中国宪法的对策研究就极可能逻辑断裂和结论漂浮。

可是，生活的当事主体不仅受到逻辑的限制，而且受到一切超越者的限制，不仅受到外在事物的限制，而且受到他人的限制，因此，我的行为（facio）必须尊重任何超越者，必须敬重天地万物，必须敬重他人，否则当事主体的自由就会因为超越者的反制而失效，自由就变成了对自由的否定。如果这位营养学家对美国人吃牛肉而获得健康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挖掘，获得了人若通过饮食获得健康，就必须吃与其人种相适应的食品这样的原理，转而比较分析中国人的人种特点，发现羊肉与中国人的人种状况相适应，进而依据原理开出吃羊肉的营养方子，他（她）就是一位真正的营养学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妨借助于有用的西方理论，尤其是针对西方现代形式主义主流的理论性批评。最后是实践问题域，主要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和扩展问题域的应用及在应用过程中对之进行调整和矫正。政治宪法学把中国的政治现实作为论题的入口，这种选择本身由于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而能够为真正的创生性研究奠定坚实的实证前提，但在研究的实际展开过程中，要么论证资源主要取自于西方，要么理论框架的建构还处于未完成状态，这就使得本应具有的创生性处于悬空状态。其次是扩展问题域，主要解决基本与内生概念内涵的丰富与拓展问题。

漂浮的表现之三是研究者对中国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及核心主题缺乏锤炼。规范宪法学研究的核心主旨在于为中国宪法从宪法规范转变为规范宪法寻求对策，可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则是舶来品，或者是美国式的，或者是德国式的。

对于创生导向的研究模式而言，其主要是以阐释或解决中国宪法问题为学术指向。所以，从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创生导向的研究模式这一表达更多地具有形式与导向意义，而能够支撑该种研究模式的坚实且丰富的实体内容还需要未来的研究来加以填补。

反过来说，如果基本概念的内涵不清晰，也就必然导致对核心主题解释的模糊。其中，抽象这一思维环节实际上就是对原理的提炼与总结，而原理才是支撑所谓借鉴得以展开的平台。

因为在实践或生活逻辑上，真正给农民带来好处与利益的手段首先并不是所谓的平等选举权，而是结社权。漂浮的综合表现是中国宪法理论体系的空白。如果严格限定研究的内涵，可以认为这种研究模式才是真正的关于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类型。但现实情况是，目前活跃在中国宪法研究舞台上并拥有话语权的研究者几乎没有真实的政治实践经历及经验，所以，自我赋加的政治家或实践者的身份就只能是虚拟的，所能使用的资源要么是普世价值，要么是域外学理层面的经验。

另一条是作为一个法律术语用以表达根本性法律的含义的确定过程。宪法社会学研究的主旨在于发现中国宪法及运行的奥秘，所以这种研究指向就是实证的、描述的。

在杠杆原理缺失的情况下，杠杆还有什么意义？因此，这种研究模式依然在生产着令人目不暇接的知识，由于这种知识缺少了原理的规约，尽管知识性观点具有了多样性，可观点的创生性则甚为不足，同时，缺少了原理制约的多样性还会导致极大的误导。但研究者对中国宪法性质的理解与定位往往只从法律视角出发，并且依据中国宪法即法律这种理解设计了样式众多的违宪审查制度。

若提出真正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或理论主张，首要的就是要遵循实践问题域中所蕴含的解释→问题→对策的学术逻辑，而解释→问题这一环节恰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和扩展问题域的应用。研究者对中国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及核心主题缺乏锤炼已经导致了构建理论体系工具的贫乏。

由此视之，研究者主体角色的游移与错位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摧毁了中国宪法研究的主体根基。诚如黄宗智教授所言：我们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求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进入专题： 宪法研究 。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当然不排除量性研究，但是要在掌握质性认识之上来进行量化分析），了解其逻辑，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

笔者在讲授《宪法学》时，常用这样的例子：假设一位中国营养学家到美国考察，发现美国人的健康是因为吃牛肉，转而就给中国人开出吃牛肉的营养方子，那么他（她）就是牛肉贩子。这种主权结构既暗合了中国宪法的政治（法）性质，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宪法权力的类型，更规定了相对于中国宪法权利的义务主体及保障方式。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作者简介：韩秀义，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如果通俗地表达，就是在忽略或忘记了杠杆原理的情形下，学者们把相当的精力投向了对杠杆的竞逐。

研究者以阐释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解释和传布宪法理念、宪法理论与宪法制度模式是其应尽或固有的本分。对于翻译导向的研究模式而言，其主要是以翻译西方国家的宪法著作为学术指向。